5月31日下午快下班时，同事告诉我，报社离休干部红谦去世了，享年82岁，6月1日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听后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大惊，“我前不久还在28号楼前看到他，竟就走了？” 

    当晚我在海外版编辑部值夜班到凌晨2时多，因早起没赶上开往八宝山的班车，痛失了向红谦老师告别的机会。 

    红谦是我1975年到报社工作后最早认识的师长之一，在理论部政治经济学组共事过，尽管接触不多（因我到报社第二年即被指令下“五七干校”劳动近一年，也不参与报社当时派别纷争），但对他那温文尔雅的印象还是深刻的；后来他被调到与报社合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当任课老师、系副主任，几年后我为补上“新闻学”这一课，也考上了研究生院新闻系，攻读硕士学位，偶尔也听他的课，我们之间的同事关系变成了师生关系，见面时我称他为红老师。 

    今年5月2日，正是“五一”节休息日，在28号楼前我碰到他，看到他气色还不错，只是说话声音缺乏底气。我握着他的手说：“红老师，多保重。”他微笑着点点头。望着他逐渐走远的背影，我默默祝福他，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别。 

    要说红谦老师给人留下什么印象？我印象中的他，是个为人低调的人，容易相处的人，淡泊名利的人。 

    记得我在理论部工作时，有一次，我和红谦老师同去吉林组稿、采访。他那时已是50岁左右的人了，对这样一位老编辑，接待部门适当给予照顾，安排了一个单间。因为我是“小字辈”，和吉林省委宣传部陪同人员同住标准间。但红谦却坚持不要特殊照顾，执意要调换到和我们一样，和别人合住2人标准间。这是我同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共同出差，他的这一调房举动，给我这个年轻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使我看到人民日报编辑的不凡品格。 

    红谦平时说话轻声轻气，同事们很少看到他高声厉色。那次去吉林采访的第二天，我感冒了，身体乏力。第三天一大早，接待方好心地给我送来掺有人参成分的感冒冲剂。吃了一天后，晚上洗头，我发现洗脸盘里竟漂着一层黑黑的头发。我大惊，不知何故。红谦知道后，轻声轻气地安慰我说：“可能是冲剂惹的祸，你还年轻，不应该吃大补的冲剂，”我才恍然大悟。红谦热情地直接打电话让接待方给我拿来普通感冒冲剂。后几天里，我感冒和掉发才得以缓解。 

    红谦到新闻系任课后，指导过不少学生。打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主办的传播研究网上的“新闻系研究生论文集”目录，可发现红谦先后指导过78级、80级、83级、84级、88级等多批学生的硕士论文。其中有些论文颇有建树，比如张宗厚的《论中国近代的新闻法制》、贾德昌的《略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报传统》、官建文的《形式逻辑在新闻写作中的运用》、师华伟的《新闻与宣传及规律性初探》等等，这些论文得以通过答辩，其中包含着红谦老师付出的心血。然而，听说这位学术上颇有造诣、从业资格很老的红老师，离休前居然还只是副高职称，但他却一直不以为然。 

    红谦一生做人低调。他很少和别人谈起他的新闻从业经历。直到最近，我才从同事李成华兄口中得知，红谦是个老报人，他早年曾在《唐山劳动日报》供职，上世纪50年代作为调干生到中国人大新闻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6月5日，我从报社老干部局找到他大儿子电话号码，问道为什么他父亲去世不在社内张贴讣告，让更多人知道，他说是遵照父亲生前意愿，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的。我想起去年过世的报社高级编辑、新闻系任课老师钟立群，也是在生前要求家人对他的丧事从简，不为他发讣告，不开追悼会的。但他的许多同事和新闻系师生强烈要求到医院与钟老师的遗体告别，他的女儿钟嘉等亲属才在他父亲去世的朝阳医院简单办了个仪式，我和他的学生们才得以与钟老师的遗体作最后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