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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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求学经历——香港长汉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宗问
发布时间:2008年9月25日
 

(左为:黄宗问)

    黄宗问,男,1960年5月生,韩国首尔人。1986年于高丽大学校中文系毕业,1992年3月起在西江大学校国际经济系硕士课程班学习。1997年9月至1999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经济法专业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2001年9月至2004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宪法学与行政法专业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2004年9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1986年12月起在首尔世韩美迪阿业务科工作,1992~1998年任世韩美迪阿香港办事处首席代表,1999~2001年任世韩美迪阿亚洲地区总裁,2002~2003年任世韩美迪阿美国有限公司顾问。2002年至今任长汉有限公司总经理,2007年至今任   亚美集团副董事长。2008年6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香港校友会理事。一求学之心:从香港到北京

    1986年,我从高丽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应聘到韩国世韩美迪阿公司的业务科,成为该公司内为数不多的会说中国话的员工之一。1991年,随着公司业务的迅速发展,主要产品(录像带)的产量占全世界的23%,公司急于开拓海外市场。在此情况下,我被公司高层选中,派驻香港办事处任首席代表。当时韩中尚未建交,香港也没有回归中国内地。对于一个韩国人来说,中国内地既神秘,又像巨大的磁石一样具有吸引力。作为世韩美迪阿公司驻香港办事处的首席代表,我做梦都想到中国内地去!迫切希望知道那里的政治、法律、政府政策等情况,以便为日后开展贸易活动创造条件。

    1992年夏天,韩中建交的喜讯不胫而走,在香港的韩国贸易界人士无不欢欣鼓舞。当韩国学子的目光转向中国的时候,我更是按捺不住前往中国求学的急切心情,渴望早日实现自己的中国留学梦。韩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不仅开启了东北亚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同时也坚定了我北上求学的信念,我决心到中国去寻找攻读学位的机会。从这年夏天开始,我多次深入中国内地旅游,饱览名山大川,结识各界朋友;领略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地域的万种风情,中国人民的热情淳朴,中国经济的日新月异。在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缘会聚之时,我经过认真比较和选择,最后锁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为留学的目标。

    我之所以选择社科院,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据朋友介绍和实地考察,确认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当代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社科院直属于国务院,在中国社科研究领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社科院坐落于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贡院”旧址之上,是研究学问的风水宝地,是古往今来学者仰慕的地方。这里云集了当代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精英乃至学界泰斗,他们的研究成果直接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二是从我自身条件上看,我不同于从韩国国内学校毕业的留学生,我已是独当一面、有实战经验的世韩美迪阿驻香港办事处的首席代表。与一般留学生不同,我留学更具有针对性。我渴望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和公共政策,带有很明确的目标性。从这个角度来选择留学的目的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无疑是最合适的。于是,我下定决心,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996年秋,经过在中国进修的韩国教授辗转介绍,我终于认识了时任政治学所副所长的白钢教授。在白教授的引荐之下,我考取了法学系经济法专业硕士班,经过两年多的学习,我顺利取得硕士学位。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通过硕士阶段的学习,我虽然对中国的经济立法有了初步认识,但仍满足不了我渴望了解中国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公共政策的愿望。经过艰难准备和不懈努力,我终于在2001年的博士入学考试中胜出,成为法学系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二 求学之径:从阐释到创见

    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间,最令我难以忘怀的经历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博士课程的设置启示。多年以来,我主要经营录像带的国际贸易,并且小有成就,公司为此还升任我为亚洲地区总裁。但是,荣誉背后也潜伏着危机。随着DVD取代VCD,以及数码行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录像带大有被取代之势,我面临着重新选择发展方向的问题。正当我为选择发展方向而苦恼、举棋不定的时候,博士课程中开设了《政府理论》课。在第一讲中白教授向我们推荐了美国人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合著的《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这本书,白教授要求我们认真阅读。在我反复读了几遍后,慢慢悟出一个道理:正如书中所说“把以市场为导向的思想应用到政府的管理中去将无往而不胜”,那么,如果把“以市场为导向的思想”应用到自我选择发展上去,是不是正确的呢?思绪至此,我顿时觉得豁然开朗,不由自主地想到与我常年合作的亚美公司陈先生。陈先生所经营的工厂曾因为客户源源不断的订单而迅速发展壮大,后来随着录像带市场的萎缩,订单减少,限于设备和技术的原因,转产困难,濒临关闭。在这个企业生存与个人发展的生死攸关之时,亚洲金融风暴又席卷东南亚,令我们的处境雪上加霜。此时我意识到只有以“以市场为导向的思想”为引导走出这种困境。于是我毅然辞去世韩美迪阿公司亚洲地区总裁的职务,在博士班同学的影响下,义无反顾地转向资本市场,成立了长汉投资公司。为了在香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占有一席之地,我决定与亚美公司的陈秉志总经理联合,进军投资市场,这是一个“合作、共赢”的组合。这是在博士课程上悟出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思想应用到人生选择的鲜活例证。

    第二件令我难以忘怀的事情是导师主持的《公共政策研究》课堂讨论。白教授要我们对各地出现的“形象工程”给出恰当的学理说明。在经过一番激烈讨论后,导师指定我做总结发言。我急得出了一身冷汗,站起来就说:“形象工程”尽管林林总总、名目繁杂,但应该说都是公共政策失误的典型;造成公共政策失误和公共投资失误的原因很多,不是决策失当、就是贪污腐败,不是管理混乱、就是监督缺位;然而归根到底还是政府管理机制不健全,公共财政支出的责任不明确所致;在现行财政管理机制下,公共投资项目决策、执行、管理、监督的每项责权,几乎都被分割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之中,“要钱大张口,花钱大撒手”司空见惯,从而导致公共投资失误频繁发生;如果要想从根本上遏制这种现象,就需要加快政府管制改革的进程,从制度选择上解决防范公共投资失误的机制问题。现行的政府管制方法,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命令—控制”型。这种管制方法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随着公共领域的迅速壮大,客观上要求政府管制模式向透明、公开、民主、科学的方向转变。

    为此,我建议:首先是决策过程要设定“公告—评论”程序。“公告—评论”程序,是一种信息透明、公众意见可以制约管制机构偏好的程序。中国没有一部综合性的行政程序法,涉及行政程序的各单项法律也没有“公告—评论”程序的规定。“公告—评论”程序的设定将有利于提高公共投资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度和公共财政职责的履行效率,克服公共投资领域里决策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其次,政府管制要建立“成本—收益分析”机制。即政府行政部门在确定公共政策项目时,一定要有公共投资项目的成本和收益分析报告。成本与收益分析作为一种机制,一方面使政府的行政管制建立在科学量化分析的基础上,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管理职能;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避免政府在公共投资领域的失误,使公共财政支出责任清晰、制约得力,从而提高公共财政的效率。

    我的总结发言赢得了全班同学的热烈掌声,也获得了白教授的充分肯定。这是我踏入社科院以来学以致用的“自然流露”和“首场秀”,我为这番发言而高兴,我为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肯定而自豪。我之所以对此记忆深刻,是因为我用导师教授的知识阐释了中国的社会现象,解开了自己先前的认识疑云;同时我为自己能在这个高水平的学术殿堂学习,并与高素质的同学探讨而骄傲。

    第三件事是做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我的选题是《行政体制改革:韩中日比较研究》。在开题报告会上,我首先向法学系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的教授们说明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

    20世纪90年代后期,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挑战,韩中日三国政府不约而同地展开了行政改革。虽然各国的改革过程尚未完结,但是对这三个国家行政改革的动力、目标、过程、特点和效果作一番比较,无论是对行政改革的推进者,还是对于行政改革的研究者,都不无启迪意义。基于以上理由,我与导师协商后,决定以此为选题,赢得了开题报告会的认可。

    张庆福教授说,中、韩、日三国行政改革的动力和改革的取向,应该作为论文的重要部分来论述。他说,如果中国的行政改革是力图摆脱计划经济框架的束缚,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需要的话;那么日本的行政改革,则是通过对传统的官僚制度进行“创造性破坏”,借以推进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促进经济发展潜力与社会自主性的提高。韩国的行政改革,则是为了克服由于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政府与公共管理部门的信任危机,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托管状态,提高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尽管三国行政改革的动力不尽相同,但其改革取向,都不外乎实现市场化、分权化、绩效化,只是程度不一而已。张教授的教导使我茅塞顿开,充分注意三国行政改革动力自然就成为我论文写作的重点。

    陈云生教授则提醒我,要充分注意三个国家行政改革的路径差异。他说,就三国行政改革的路径而言,日本、韩国都是通过立法,然后依法推进;中国则不然,主要是通过制定政策加以推进,因而具有多变性。日本的行政改革旨在弱化“行政分割”,遏制“部门利益”;中国的行政改革,强调职能转变,重在结构调整和人员精减;韩国的行政改革,是力图使“过程控制”转变为“结果控制”,实现机构改编、制度改革和行政文化再造。尽管三国政府都把建立一个廉洁、高效、服务的政府作为改革的终极目标,但由于各国行政改革的路径、原则与重点不同,从而导致改革的效果差异甚大,尤其是在行政体制、政府规制、运营机制及行政文化等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两位教授在开题报告会上的谆谆教导,增加了我写好博士学位论文的勇气。正是在他们循循善诱的启发之下,经过艰苦努力,我终于顺利完成了学位论文的写作。现在回忆起来,仍旧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三 求学之得:从知识到智慧

    说到奋斗经历,最值得记上一笔的就是我在事业处于鼎盛期时选择“放弃”。很多人不赞成我的做法,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如果“小富即安”,患得患失,固守已有的成绩,沾沾自喜,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心态。一个“打工者”在他打工的巅峰时期选择“放弃”,着实令人不可思议。如前所述,当年我如果在世韩美迪阿驻香港办事处满足于“亚洲地区总裁”的位子,继续固守阵地,其结局一定是每况愈下。因为公司所经营的录像带市场被DVD取代,面临业务转型的困局或者说是“死局”。即使业务转型成功(但这还是个未知数),我也只是一个“高级打工者”,顶多赢得公司的奖励而已。正是在这种人生的“居安”时期,我选择了“思危”的做法,通过审时度势,果断“放弃”来之不易的职位,重新调整发展方向,进军陌生的香港资本市场,完成了个人业务的彻底转型。应该说,我走了一步险棋。回想当初的决定,发现这个“决定”的“思路”,竟与我在博士课程上所受到的启迪息息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讲,博士课程的学习坚定了我改变职业、进军新领域的决心,使我学会了在资本市场拼搏、制胜的本领。我从一个“高级打工者”,到自己做“老板”,这对于个人而言无疑是“质”的飞跃,不仅完成了“事业的转型”,而且实现了“角色的转换”和心态的转变。如果说我个人在事业上有什么成就可言的话,这恐怕是我唯一能向母校汇报的“成就”了。当然,在香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在日新月异的资本市场,我的长汉投资公司乃至亚美集团只是崭露头角的“小荷苞”,距离成功的顶点还很漫长,还有崎岖的山路要攀登。在这里,我谨以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志。

    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的中国古训,我坚信“苦心人,天不负”的人生哲学,我笃信中国的民族复兴正一步一步地到来。每当看到中国在各行各业取得丰硕的成就,我为自己置身于这片生机勃勃的热土而感到骄傲;我更为自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学府的求学经历感到自豪!回首过去,我没有因自己的碌碌无为而后悔;展望将来,我因为拥有社科院的教育经历而满怀信心。我相信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我一定不会辜负母校对我的培养,我一定不会辜负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期望;同时,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求学经历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韩国学子到中国留学,促进中韩两国在文化、经济、法律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为中韩两国世代友好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文/黄宗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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